从我记事起，家里永远都有客人。
来的大部分是学画的学生，或者是爱好中国画的人，所以爸爸白天几乎没有时间画画，通常都是大家走了之后才拿起画笔，那时已夜深人静。
现在的人可能会说，你要画画的时候可以在门上贴一个条，画画时间不接待客人，或者请客人打电话预约。现在可以这样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在运动中挨整的老画家是不敢这样做的，只要有人来就热情接待，生怕得罪了人家。
爸爸经常整晚作画，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沉沉地睡去。早上10点以后，家里就开始来人，爸爸起床洗漱完毕，就陪客人说话，一边坐在画桌前画小稿子。他的手从来都离不开画笔，总是不停地勾画着小稿。有时桌子上放着画报或其他书籍，他就信手画在那些书上面，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，他不能画大画的时候都在勾草图，或者随意地勾画一些局部，客人们也习惯了爸爸一边勾稿子一边和他们谈话。有时，在学生的要求下，爸爸向妈妈要来宣纸给他们示范。那时候画应酬画比较多，(当时还没有卖画的)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上门求画，爸爸多是有求必应的。
也有画家来家里串门聊天，写字画画。乃珖叔叔每个周末必来家里，每次来都会带着自己半成品的画和爸爸一起商量加工，并由爸爸补画完成。爸爸也有半成品的画请他补加。
爸爸总在晚上画画，所以夜宵是必须有的。通常都是在半夜，妈妈在楼道里炒菜做饭(当时的中国大家都是在楼道里做饭的)，葱花放进油锅的时候哗的一声，响声很大，北方叫炸锅，葱香味绕着楼道久久都不能退去。
那时候物质匮乏，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，我家的生活也是在妈妈的精打细算下维持着。爸爸好客，但凡来了客人，到了吃饭时间爸爸都要挽留他们在家里吃饭，并尽量照顾客人吃饱，然后就给他们画画。
当时经常来往的有石鲁、何海霞、郑乃珖、陈之中、韩秋岩等。外地画家来西安，也会到家里来看我爸爸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费新我、伍步云、四川的李琼久等人，他们在家里吃饭，聊天，之后大家开始画画。爸爸画，他们也画，然后互相题字。我当时还小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那时对画画还没有那么着迷，但爸爸总是要求我到画桌前看大家画画写字，并告诉我机会难得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幕幕情景还恍如昨日。
爸爸替人补画的功夫堪称一绝，无论多么糟糕的画，一经他补画，画面立刻就变得完整了，从构图、空间和笔墨，加上题字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张画。
爸爸画画的路子很宽，几乎没有什么题材是爸爸不会画的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动物，他随手就画来了。现在想想，这和他随时随地在勾的小稿不无关系，爸爸的手非常之勤，平时勾画很多的小稿子都用在了画里。
爸爸、妈妈、叔叔、婶婶也外出写生，如泰山、华山和陕南等地，每次回来都创作大批的画，如华山、泰山组画及陕南写生组画。这些创作都在省美协办过画展，当时看的人非常之多，留言本上好评如潮，有的写得非常好，可惜现在都找不见了。
每到周末，我也会跟随爸爸妈妈去画家家里串门，有时到美协的院里去看石鲁、赵望云等，还有方济众，他那时还非常年轻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爸爸除了画画之外，别的事情都不会做，家里的一应事物都是妈妈打理的。妈妈很会做饭，做的饭非常好吃。现在想想，妈妈也真是能干，她从小耳朵失聪，但是什么都会做，空闲时还要画画，除了自己画，还要在爸爸画画时打下手。晚上爸爸画结束了，妈妈都要把画收拾起来，特别是半成品的画，妈妈必须记住收在了哪里，爸爸想画的时候马上就能找出来。家里的财政也是如此。爸爸身上从来都不带钱，外出的时候，妈妈把钱放在他的口袋里，他从来都不知道花，所以自然就被我拿来用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爸爸几乎没有自己买过东西，他用的所有东西都是妈妈去买的。
小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（是当时刚刚流行的熊猫牌收音机），爸爸画小稿时很喜欢听，但他不会调台，通常都是叫我来调，如果我不在家，他就有什么听什么。
爸爸也喜欢收藏一些古董，当然大部分是陕西的出土文物，爸爸拿他的画和农民换一点古董，像铜镜什么的，没有什么贵重东西。我也不记得他拿钱去买过古董，因为家里永远都不富裕。“文革”前我的在美国的阿姨每月都寄钱来帮助我们（那时还有侨汇券），可以去外汇商店买衣服、食物等等，都是些非常漂亮的衣服和包装精美的罐头食品。
这次整理爸爸的年表才发现，我和我的先生王迦南现在的生活，同我爸爸妈妈原来的生活如此之相似：办展览、个展，联展、卖画，再补画一些画，到下一个地方再展。不同的是，他们在国内办展览，我们是在国外办展览。
爸爸在民国时期画了非常多的人物组画，如红楼梦全套、三国人物、西厢记全套等，可惜那时我年龄小，还看不太懂，只是喜欢苏联的东西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因为怕抄家，把几百张画转移到我哥哥那边去。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爸爸就不能画画了，他和叔叔蔡鹤洲都被打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，看见爸爸工作的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，爸爸和叔叔一胖一瘦的漫画像上打着红叉，写着“打倒……”“砸烂……”现在想想，那些漫画画得很传神，大概都是高手画的。那些漫画把我吓坏了，本能地感觉到大祸临头，赶快就往家里跑。到了家里，门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，一推门哗啦哗啦地响，屋里很多戴着红卫兵袖套的人正在抄家（抄家主要就是抢东西），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。那些平时总在家里吃饭的人突然都换了面孔，他们逼问我的爸爸妈妈把值钱的东西藏在哪里了。爸爸妈妈何曾见过这种阵势，他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站在角落里簌簌发抖……
“文革”那时候的剧院里还是非常地好看，大门进去两边都是花园，还有一排高大的绒线花树，长得旺盛漂亮，树前面都是批判爸爸的大字报。后来大字报没有了，树也没有了。前几年我在法国又看到了一样的绒线花树，也长得非常旺盛漂亮，站在那里看着，猛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剧院风景，不禁感慨万端。
“文革”前我们和叔叔都住在剧院艺委会的平房院里，房子还比较大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我们两家就被从院里赶出来，搬到旁边的一个房子。因为房子很小，卧室、画室、厨房都挤在一间屋子里，爸爸的大画桌被搬到了剧院的大食堂里，我去食堂买菜时，经常看到大家在我爸爸的画桌上吃饭，那种感觉很是奇怪。
爸爸虽然是福建人，但他对所有的北方戏曲像秦腔、眉户等都特别有兴趣，我小时候经常陪爸爸一起看戏。爸爸有时也请人来家里弹琵琶，像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我从小就听，听了十几年，耳熟能详。到了英国，每年夏天都去参加艺术节办展览，艺术节上有国内来的音乐家演奏，听的还是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等，但感觉总是不一样。
爸爸的晚年一直处于“十面埋伏”的境地，可谓动辄得咎，如履薄冰，但他却能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坚持艺术创作和探索，若非内心的顽强和对艺术事业的至诚追求，是无法做到的。